石頭出版 從古美開始

　
寫下這個題目，我便很自然地想起了孝博汪宗衍先生，想起一九八二年在香港相晤時留給我的深刻印象，想起十六年中給我積已盈尺的信劄中的熱情鼓勵和諄諄誘導，更想起在疑年問題的共同探索中給我一次又一次的啟迪。但轉念之間，我又猛然想起先生撒手人間，忽忽已近一年了。當我重新取出贈給我的《疑年偶錄》，翻開扉頁看見他的親筆簽名時，我不禁淒然久之，恍惚看到他在晴窗之下或燈影之中，伏案翻書和執筆撰文的情景。我意識到這冊《疑年偶錄》決不是一般著作，而是先生費盡心血的科學研究成果。全書共著錄「自三國、晉以迄時流，得一千七百餘人」的生卒，大都是經過縝密考證所得的結果。特別是卷四，著錄了「時流」，即當代名人的生卒，共計三百八十五人，稱得上創舉，其所為必將傳播千秋，嘉惠後學。由此我更認識到，疑年的探究作為歷史科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時至今日已足以形成一門科學，即疑年學。

 
　
　
在我國，疑年的探究由來已久，但直到乾隆以後才有較大的發展。從嘉慶中錢大昕《疑年錄》的問世到一九二五年張惟驤《疑年錄匯編》的刊行，一百多年中，增補至六續，著錄從錢錄的三百六十六人到匯編的三千九百二十八人，增長了約十一倍。這為疑年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九年，陳垣寫成《釋氏疑年錄》十二卷，著錄自晉至清初的僧侶生卒，得兩千八百人。這是一部以佛門為範圍的考證精嚴、組織縝密的重要著作，在內容和方法上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可以做一個比喻，如果疑年學是一座大廈，陳垣先生無疑為之豎起了一根頂天立地的大柱。
　
於是我又很自然地想起了先生與陳援老在學術上超乎尋常的交誼。從一九三三到一九六九年的三十七年中，他們往來通信共有兩百三十多通，其中先生致陳援老的信至少有一百三十二通。這些信劄的內容大多是屬於學術交流，不少涉及有關疑年的問題。例如，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的通訊中，多次談到柯九思生卒的疑案。先生於一九六一年寫了《柯九思疑年及其偽畫》，以有力的證據考出柯九思的正確生年和卒年，澄清了沿用已久的謬誤說法。一九七二年，先生在所藏「援老手簡」中選出三十二通，影印為《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後記》中敘述二人的學術交往，拳拳情意，感人至深。一九八○年值「援老百齡誕辰」，先生撰《〈釋氏疑年錄〉校補》一文以為紀念，大都據確證以增補訂正，可與原書並傳千古。正如先生讀援老書「喜其考證精嚴，組織縝密，辭約而意賅，非具深邃學養，無由創此獨特之風格」，我讀先生書也有此同感。實際上，先生生平為學有嚴謹的科學態度，有縝密的科學方法，又能窮年累月，孜孜以求，故能掌握豐富的資料，洞悉學術的源流，而以此從事疑年領域的科學研究工作，便能取得獨創且豐碩的成果。先生在疑年領域裡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堪與援老比肩。
　
人生只有一生一死。生於何年？卒於何年？答案只能有一。這種歷史事實原很簡單。但當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卒成為懸案或茫無所知的時候，什麼是符合歷史的答案，如何才能獲得符合歷史事實的答案，問題有時就較為複雜，解決起來也不容易。因此，疑年的探究仍面臨著不少問題，更需要做很多工作。筆者對此也很感興趣，平時注意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做點考證工作。十多年來，得到孝博先生的教益很多，從而略知他的治學門徑，極願沿著他開拓的道路往前進，於是便立下《藝苑疑年叢談》這一開放性的題目，在書畫家的範圍內，只要偶有所得，年代不分先後，內容不論多少，便將以人名為條目，一個一個寫下去。十分遺憾的是，再也不能以此求教於先生之前了。
　
就以此作為這組文章的前言吧！
　
汪世清
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