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李後主和他的時代》一書之後，石頭出版社終於有第二本書邁入再版之路了！那就是、登登！《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真是可喜可賀啊！ 感謝王羲之一家人為後世留下那些精采作品；感謝許多讀者們對這本書的厚愛；感謝作者祁小春先生十數年來對王羲之相關資料的鑽研，成就了這一本厚實精采的堂堂鉅著；感謝許多促成這本書誕生、流傳、銷售……的讀者師長朋友們～～ 新版的《邁世之風》除了保有原版的翔實內容和精美印刷，認真勤懇的作者亦對局部的內容作了更細緻縝密的修訂。所有喜愛王羲之、對王羲之其人其事感興趣、或想認識一種嚴謹治學方法的讀者們，千萬別錯過這本好書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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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本書以譯本的形式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我在驕傲之餘，亦不免有些惶恐。正如我其他的作品，這本書原是寫給英文讀者看的，自不可能期待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大人物有所聽聞，更別說是對其生平或作品有何瞭解了。故中文讀者或許會對本書的某些方面感到奇怪與不解。這篇小序雖不意在為此開脫，仍要感謝出版社讓我得以藉此序言稍作解釋，略述本書何以是今日所見的模樣、及其主要的關懷何在。
我在三十年前所受的學術訓練與背景（先後在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與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其實不是中國藝術，而是中國語言及文學。現在我雖以藝術史家自居，當年訓練的重要性對我而言卻未嘗稍減。這本文徵明研究，實有賴周道振先生1987年的《文徵明集》，可說若無周先生的書，就不可能有本書的出現。他以無比的耐心與嚴謹的治學態度，集結了現存所有的文徵明文本，將之合成一編，分為上下兩冊。這部集子收錄的雖只是昔日曾存在過的一小部分，且由一個從未在專業學術機構裡佔一職缺、我亦無緣得見的學者編成，卻成就了本書所提出的種種解釋，並間接促成其後關於文徵明的研究，故在此首先要對周先生致意。此外，也要向所有參與翻譯工作的譯者們致謝，我的英文文風想必使得翻譯工作格外地艱鉅吧。 一本書專講一個人物的寫作方式，就各方面而言，在藝術史界看來似乎是過時了。所謂的「新藝術史」約在1970到80年代時盛行於英國，並對於將藝術家視為個人天才的概念多所抨擊；其影響之一，便是使得專注於單一人物的研究，一度被認為不如那些討論藝術自身歷史趨勢的著作、或那些看重觀者之所見所思更甚於藝術家成品的研究來得有用。我前此曾寫過明代人如何接受並觀看藝術；就在這研究之後，我開始覺得，文徵明雖自乾隆朝以來即在藝術典範中享有盛名與地位，但若不將之視為理所當然，那麼試圖去瞭解單一個人物，或許也能有所成果。近年已有不少藝術史家重拾專書的寫作形式（一本書專講一個人物），而專書的復興，亦成為近十至十五年來英文著作中顯見的特徵。然這些新的專書（包括本書在內），在寫作時都意識到藝術史已經是個更寬廣的學科，並試著將之與其他領域所關心的知識課題相連結。如人類學家的作品，以及那些討論「自我」與「個人」在不同時代裡如何被建構、並挑戰藝術史於十九及二十世紀初成為學科時所依憑之哲學論點的著作，對我而言便格外重要。希望隨著本書的開展，獨者們會更明白這些作品對我的深遠影響。 文徵明的盛名讓學者們對他既趨之若鶩、又望而生畏。我承認我也曾稍怯於其大名──他就像莎士比亞一樣，是那種還在世時其作品便已受敬慕者推崇備至的人物。而我走向他的過程，亦不可謂不曲折。我先於1991年出版一本書討論其後人文震亨（1585－1645）所撰之《長物志》，後又於1997年出版另一本書研究明代文獻中的園林，裡頭有不小的篇幅提到文徵明。因此，直到對文家、及其所處（和形塑）的明代蘇州文化圈思索了約莫二十年之後，我才覺得有把握直接面對這個人。另一個使我卻步的原因，即在我缺乏書畫的正式訓練，無論是實際提筆操作、或者是展卷鑑賞。對某些人而言，這短處或許會讓我沒資格提出什麼有用的看法。然本書相對而言雖較少著墨於過去文徵明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題──風格與筆墨，我可不願對此毫無解釋。本書之所以有此偏廢，並不單是意識形態的立場所致，更不是我個人認為風格的問題一點也不重要。風格與筆墨既已是其他學者們關心的焦點，而這情形也無疑會持續下去，故我希望還有空間容得下這本把重點放在別的問題上的書。 事實上，有些西方書評認為本書對文徵明所作的畫，特別是其風格，言之過少。這樣的看法若真能成立，那我也要極其嚴正地說，這絕非因為我認為這些事無關緊要。當我還在倫敦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擔任策展人的時候，便常能時時磨練自己的眼力，故對中國藝術裡的漆器、家具、玉器、及瓷器等，也算是小有心得。因職務之便，有幸結識許多當代書畫鑑賞界的泰斗；對他們的賞鑑技巧，我自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然而，那些我最尊敬的前輩們，無一不是在實物面前反覆地摩娑勘驗方得成就其眼力，而這樣的涵泳經驗，對我來說，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某些複雜的歷史因素，英國境內的中國畫相對而言十分貧乏──出現於本書圖7現藏於大英博物館的那幅畫，即是唯一一件得以讓我反覆觀看的文徵明畫作。當我開始著手本書的研究時，原以為可以多談談其風格的。當時或許太過天真，以為真有可能建立畫作風格（畫成何樣）與其製作之社會情境（為誰而畫）的關係。很快地，我便清楚意識到這無疑是緣木求魚。雖然認為這兩者間於某種程度上仍有所關聯的信念至今猶在，我現在相信此間的關聯性已細緻且複雜到今日無法覺察的程度，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相信來日定有學者致力研究這個中國畫壇上的大人物，或許他們會有能力辨識吧。屆時，盼本書能提供他們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或其他問題的材料；若然，則余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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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e!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China Version)
此書為美國紐約大學美術史講座教授喬迅（Jonathan Hay）綜合運用中國傳統的研究理路、西方的形式分析和圖像學分析，為此書注入一股新生命，更是喜愛石濤、熱愛清初中國繪畫的讀者絕對不能錯過的一本經典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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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邁世之風》自序
在使用或曾經使用過漢字的東亞國家，王羲之這個名字幾乎無人不曉。自有漢字以來，我們的祖先就注意漢字書寫的美觀，並將其發揚成抒發人的內心情懷、展現個人氣質風度的一門獨特的東方藝術。這是祖先偉大智慧的體現，也是他們對世界文化作出的獨特貢獻。被人們奉為「書聖」的王羲之，就是中國書法藝術的集大成者，以其瀟灑秀逸的書法藝術獨步古今，其成就可謂空前絕後，世世代代備受人們尊崇。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位書家的地位和影響能夠與王羲之相提併論。他不但永遠是人們的崇拜對象，更是歷代書學家、書法家的永恆的重要話題。
與此同時還存在著一個弔詭的現象：王羲之書法真蹟早已悉數亡佚，留下來的只有臨摹本及刻本，今日人們已經無法觀賞到這位書聖的真筆墨蹟，但這卻絲毫沒有影響王羲之在人們心目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不僅如此，就連這位書聖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人們也所知甚少。甚至就連他的生卒年也諸說紛紜，至今也尚無定論，只能大致推定他是活躍於東晉穆帝時代前後，即西曆四世紀中葉時期的人物。他出身於當時最為顯赫的簪纓名門琅邪王氏，從父王導是東晉王朝的建國元勛，官至丞相。本人是有名的「王氏三少」之一，青年時代出仕，一生中擔任過不少官職，會稽內史是其所任的最後官職。因他在會稽任上帶有右軍將軍的軍號，故世稱「王右軍」。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辭官，隱居會稽郡境內，優遊於浙東山水之間。去世後被認為葬於會稽之剡縣（今浙江嵊州市）。
即使到了近代，有關王羲之的學術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大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以往的王羲之研究，多偏重於其書法藝術以及法帖資料等領域，很少將王羲之作為一位歷史人物置於中國文化史中加以考察。比如傳世文獻中有關王羲之的資料整理與研究等基礎工作，相對來說就比較薄弱。有關王羲之生平事跡、思想人格、生活狀況及其有關的傳記資料方面的研究可謂夥矣，但多屬局部性的探討，很少在在總體的文化視野上作全面考察。
二、現今出版的有關王羲之專題的著作，專業性的研究考論較少，文學傳記性質的普及性讀物較多。作者中儘管不乏王學專家，但這些普及讀物為講求通俗易懂與故事性，未能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
對於一個不世出的偉大藝術家，後人所知竟然如此之少，與對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形成了鮮明對照，很難想像類似的事會發生在哪個西洋大藝術家身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它產生的機制到底是什麽？
竊以為，這現象的發生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
從主觀原因來看，王羲之在後人心目中已經由一位傑出的書法家昇華為一尊書法偶像，成為中國書法藝術和書法文化精神的象徵。對於素有尊崇古老傳統文化習慣的東方民族來說，這一象徵的存在也許是必不可缺的，是民族文化心理上的需要。因此，王羲之書法真蹟是否存在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王羲之」這個名字所具有的文化內涵。
也許出於無神論民族需要用聖人代替上帝的原故吧，儒家文化中確實存在著濃重的「聖化情結」。中國古代，人們對於在某一領域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偉大人物，往往喜歡敬之為「聖人」。比如字聖倉頡、酒聖杜康、文聖孔子、亞聖孟子、茶聖陸羽、詩聖杜甫以及畫聖吳道子等，不遑枚舉。晉人葛洪(283年－363年)曾對這種封「聖」風氣作過如下議論：
世人以人所尤長，眾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棋聖，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均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抱朴子‧內篇》卷十二「辯問」）
據此可知，在葛洪及其以前的時代，還出現過許多曾稱名一時的大小聖人。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甚麼偉大的人物，一旦被追封為聖人而被後世歌頌贊美，其人的真實也就逐漸隱晦乃至消失，而代之以另一幅神聖的面孔進入人們的記憶，接受崇拜者的禮贊。不但如此，在被傳頌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逸事傳說也被附會到其人身上，加速其神聖化。於是後世所知的那位歷史人物就不只是「眾所不及者，便謂之聖」之能人，而是假眾人之手再造出來的脫盡凡身的神聖。自王羲之首次被唐太宗李世民備加推崇以來，經歷代文人墨客蜂擁禮贊，自然要最終完成這「崇拜導致模糊、淡忘以及再生」的「造聖」過程，最終淪為一個抽象的文化符號與象徵，至於他本人作為真實的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如何，反倒不是大眾關心的事了。
從客觀原因來看，要還原書聖的本來面目也面臨著文獻學研究的困難，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代流傳的一些王羲之逸事軼聞，真偽混雜，其可信度難以辨別檢證，不容易把握。
二、傳世的有關王羲之的文獻資料本來就不多，而且散見於各種文獻之中（包括一般人很少接觸到的書跡法帖資料）。將其一一匯集整理,並作文獻學上細緻詳密的考證，是研究上不可缺少的基礎作業。但是，個人囿於研究條件，往往難以勝任這一項繁難的工作。
三、王羲之的個人書簡文字即傳世的尺牘法帖，是研究王羲之極其重要而珍貴的資料。對於這些傳世的尺牘法帖，也存在著逐一鑒別考訂其真偽的艱巨任務。此外，晉人尺牘用語有其相當的獨特性，正確解讀法帖文本比較困難。
由於上述客觀困難的存在，從研究歷史人物的角度來看，就明顯感覺到文獻資料不足，研究成果自然可想而知。例如常見的一些王羲之傳記，十之八九是將王羲之的逸事傳說當作史實來敘述的，至於其文獻之真偽甄別等問題，幾乎根本不予涉及，似乎早已經解決。這其實反映了研究者面臨的無奈：文獻奇缺，不得不對文獻中那些逸事傳說，抱著姑妄信之、姑妄用之的僥倖態度。
那麼真實的王羲之究竟是甚麼樣的呢？能否還書聖以本來面目？嘗試解答這些問題，就是撰寫本著的目的之一。在此過程中，筆者力圖排除先入為主的聖人崇拜心理，在充分參考借鑒先行研究基礎上，盡可能對所有王羲之的相關研究資料做全面整理，確認其資料價值，在此基礎上展開各項具體問題的探討。在考論過程中，也盡可能地重新發掘、整理和有效利用有限的研究資料。對於迄今少有人論及和留意的一些問題，也作了相應的論述考證，提出一己考察心得，供大家參考指正。其目的是去偽存真，將王羲之作為真實的歷史人物，置於文化史中加以考察和研究。竊以為，只有這樣才更能凸顯出這位偉大的藝術家的價值和意義。
此外，筆者還對王羲之研究範圍做了進一步擴展，盡可能拓寬相關問題的涉及面，並充分留意歷史上各種因素可能對王羲之其人物、思想、生活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盡最大可能還原出一個基本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王羲之來。至於書中涉及到的一些尚有爭議的問題，筆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時，也盡己所知介紹了學術界有關研究進展，尚待研究解決具體問題與課題，以及今後的研究方向、資訊等等，以利於斯學今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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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邁世之風》序言
祁小春博士撰寫的《王羲之研究》一書已由臺灣石頭出版社出版，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在我知道的研究王羲之的專家當中，祁小春先生是最認真、最專注、工作也最細緻和深入、也是成績最好的一個。小春先生原來學的是古籍版本專業。後來到日本從著名書論家杉村邦彥先生研究書法史論，後進日本立命館大學大學院攻讀東洋文化史，博士論文是〈王羲之論考〉（單行本已於2001年由日本東方出版刊行），洋洋數十萬字。假如除去那些資料性的書籍不算，對王羲之作這樣細緻、這樣深入的科學研究，大概還是第一人。小春先生在讀完博士以後，並未停止他的研究工作，而是在原有基礎上作更深入、更細緻的研究。鑒於傳世的王羲之的可靠資料極少，傳說的材料又真偽混雜，需要作認真的甄別和整理工作；再加上王羲之遺留的部分言論和書信都是用當時的語言寫成，事過境遷，今人已不易理解，也許要作不少詮釋工作。這些，都屬於作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而這一工作又可以說是一種十分龐雜、相當困難、需要付出巨大勞動的事業。近些年來，小春先生已在這些認識基礎上作了許多事情。譬如在王羲之家史方面，對於幾乎已成定論的「官奴」為王獻之「小名」說就提出懷疑。他以大量的材料說明，「官奴」不應該是獻之小名，而應該是除獻之以外、其胞兄中的一個。（祁文〈再議官奴說〉已發表，收在《書法叢刊》2003年第四期）
在舉世矚目的「蘭亭論辨」方面，小春先生以《蘭亭序》文中的「攬」字為例，進行了個案研究。指出「攬」字既不合乎當時的諱避習慣，也不符合歷來的諱避規則，作偽者本想以此作為文章出於王羲之之手的證明材料，反倒弄巧成拙，露出了有意作偽的馬腳。（已發表的相關文章分別有〈蘭亭序攬字考〉，（日）《書論》第31號，1999年；《關於《蘭亭序》真偽的兩個疑問》，《蘭亭論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從《蘭亭序》的真偽論及六朝士族的避諱》，（日）《中國言語文化研究》第4號，2004年）
在《蘭亭序》之文本和墨跡本問題上他更是出語驚人，揭出了一個過去少為人注意的方面。即今本《蘭亭序》文在《晉書》和《藝文類聚》刊載前後，其墨跡本絕不見於任何正史和正規的文獻記載，重要的有關人士如虞世南、褚遂良、唐太宗等均未提及，只見於野史和小說性質的（如《蘭亭記》等）文章之中。故他得出「大約真跡並不存在，傳世的《蘭亭序》複製品或許就是『唐人書法錄晉人文章耳』」的結論。也就是說，《晉書》所錄《蘭亭序》文是據傳世文獻所錄，當時並無墨本傳世，墨本是據《晉書》所載文章造出來的。
小春先生還認為，今本《蘭亭序》文章中有許多抄襲王羲之詩篇和時人詩文的痕跡，說明今本蘭亭文，很可能是後人據以偽造的。小春先生對《蘭亭記》和《隋唐嘉話》等傳說也有很多很有說服力的駁論。如認為按年齡和輩份說，虞世南和傳說中的辯才應是師兄弟，同師於智永。賺蘭亭之舉為何不見虞參與？卻出來一個不見經傳的蕭翼其人？辯才亦不在《高僧傳》中。故他認為蕭翼、辯才都可能係小說家虛構出的人物。……
王羲之尺牘文詞晦澀，不易解讀。至於為何如此？其書式淵源和歷史究竟怎樣？這些問題過去很少有人作專門研究。但是，如果不弄清楚這些問題，勢必會影響到如何正確理解王羲之尺牘法帖的內容，影響到對王羲之研究資料的運用。小春先生在王羲之尺牘法帖研究方面，超出了一般法帖範圍，他從私書家信史和文章體裁史的角度出發，對以王羲之為主的晉人尺牘名義、形式、用語等諸方面，作了全面性的探討考察。在資料運用上，他以敦煌所出唐人書儀對晉人尺牘加以比較，作了由唐至晉的溯源性研究。其考察結果，不僅弄清楚了尺牘家書私信史的淵源關係，在王羲之的尺牘形式、用語等考察、詮釋方面，也都有極大的突破，取得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就。就目前來看，這一嘗試性探討還是前所未有的。
總之，小春先生關於王羲之的研究，皆植根於原始材料，對於各家研究，也廣收博取，可以說是竭澤而漁。故有較強的說服力。再加其思路清晰，論證規範，又不失於武斷。都是文章的優點。自然，上述王羲之研究中所涉及的問題相當複雜，有些問題需要反覆討論甚至需要時間的考驗才能最後定論。小春先生表示：「我的有些看法若能夠作為一說得到學界的注意，也就達到目的了。」這正是史家的科學態度。
王羲之（包括其子王獻之）研究是一個系統工程，還有許多重要問題有待於解決。希望能夠堅持作下去，對王羲之研究做出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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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一窺王羲之書法的行雲流水嗎？一本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巨作在祁小春老師的筆下誕生了！想更認識王羲之，想看沒看過的王羲之，請您一定要擁有這本《邁世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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