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出版 從古美開始

　
前言
第一章　奠基涵化期—清末到日治時期（1783-1945）
　一、涵融於北管與十三腔中的崑腔
　二、臺灣子弟與大陸戲班的登臺奏技
　
　
　
前言
　
　　縱橫了明清劇壇數百餘載的崑曲，秉持著文學創作的抒情傳統，承繼了南北曲牌聯套的音樂體制，發展出形神合一的家門表演藝術，大陸學者李曉曾予以「古典戲劇文學的最高品味」、「古典音樂文化的最後遺存」以及「古典戲劇的最完美表演體系」的高度讚揚[1]。而崑曲從民間創作到文人傳奇，從地方聲腔到梨園官腔，從淺斟低唱到氍毹奏技，從深宮內宅到市井江湖，從長篇巨帙到摘錦折子等漫長而複雜的演化軌跡，儼然成為立體檢視戲曲文化從發展、變遷、傳播及流布的理想範本。
　
　　故誠如旅美學者高友工將崑曲標誌為中國戲曲的「美典」，其不僅代表了創作者的態度與理想，還含括了觀賞者的審美態度與知覺觀念，因而可藉此來掌握一個文化社會中，透過種種藝文或日常生活所呈現的種種分殊的文化理想與文化價值。正由於「美典」可以在人們的感受與實踐中，不斷地成長與變化，因而在歷史過程中也就形成種種分殊的「傳統」，這各種分殊「傳統」自身所具有的特質，與彼此之間的分離抗衡、爭勝融會，也就成為理解一個「文化傳統」與一部文化史繽紛現象的絕佳切入點[2]。
　
　　從古代延伸到近代，由彼岸流播到寶島，從有清以來崑曲在臺灣歷經了奠基涵化期、扎根培育期及興盛茁壯期等不同的歷史階段，抒情典麗的文學詩意與細膩優雅的表演藝術，讓其在臺灣確立了「戲曲美典」的傳統身姿，穩固了對於傳統經典的美學薰陶與文化深耕，在公部門、學界、藝文界、劇團與觀眾的協心合作下，遂為二十一世紀崑曲在臺灣的「自我發聲」蓄積了豐沛能量，崑曲的臺灣經驗與在地意識正在逐漸地被積累、開創與轉化，而形成與大陸崑曲迥異的分殊「文化傳統」。
　
　　因此若能整體檢視崑曲在臺灣的發展歷程，當更能透視出兩岸對於崑曲各自的文化思維。綜覽歷來攸關臺灣崑曲發展歷史的研究論述，主要有賴橋本＜四十年來臺灣的崑曲活動＞、洪師惟助＜臺灣崑劇活動與海峽兩岸的崑劇交流＞以及王安祈＜崑劇在臺灣的現代意義＞三篇論文[3]，前兩篇含括了二十世紀前崑曲在臺灣的發展樣貌；後一篇則從宏觀視野以及劇藝創作的視角切入，論析了「臺灣的崑劇效應/崑劇的臺灣效應」。而本世紀由臺海兩岸所出版的洪師惟助主編的「崑曲辭典」（宜蘭：傳藝中心，2002）以及吳新雷先生編撰的《崑曲大辭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也提供了不少攸關臺灣的崑曲辭條可以參考。是故筆者即嘗試在前賢的研究根基上，應用歷史研究法與觀察參與法，蒐羅開掘新材料與多元視角，且將論述的時間軸線延伸到二十一世紀，通過文獻史料、報刊報導、政策法令、圖照影音與演出創作等資訊與素材的統合分析，初步對崑曲在臺灣的歷史景觀進行全面建構與整體觀照。
　
　
壹、奠基涵化期—清末到日治時期（1783-1945）
　
　　回溯崑劇在臺灣的發展歷史，早在清蘇州梨園公所重修老郎廟，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竣工所立的「翼宿神祠碑記」中，已載錄有「臺灣局」捐款「六十三錢三十一兩」的條文。是故洪師惟助推測在當時，臺灣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崑團存在，而且從捐款的數額來推測，當時的經濟條件是不錯的，只可惜尚未有其它相關資料可以稽鉤[4]；至於與臺灣血緣相繫，風俗同源的福建，雖說在明清時已有文人雅士喜好與閩地演出崑劇的史料記載[5]，但流傳在福建的崑曲有無隨移民族群來臺不得而知；另外，如陳奕禧＜得子厚兄京師近聞志感＞的詩文註記中，描述「臺灣太守」翁世庸與同僚合請戲班演出《長生殿》而遭致貶官的下場，然而翁太守是否曾攜家班或邀崑班來臺演出等，凡此至今都仍欠缺更為具體詳實的文獻史料可以進一步勾勒。
　
　
一、涵融於北管與十三腔中的崑腔
　
　　在臺灣擔任祭孔雅樂與宗教聖樂演奏的「十三腔」，以及在民間歲時節慶與民眾生命禮儀中，極受喜愛的傳統音樂「北管樂」中，倒都可以窺見崑腔寄居其中的影跡。十三腔又稱「十三音」或「十三箜」，或意指絲竹等十三種樂器，或用以指稱音樂的來源與音程。據傳是道光十五年（1835），隨臺南孔廟聘請「閩浙樂師」來臺教習禮樂而傳入，屬於祭孔大典時所使用的「雅樂」樂種，最初風行於臺南府城一帶，臺南孔廟還成立「臺南孔廟樂局以成社」（1891年成立，1977年改名以成書院）出版過「十三腔」的樂譜集（工尺譜）的《同聲集》；其後逐漸流行於南臺灣各地，形成在高屏寺廟鸞堂儀典演奏的「聖樂」，以及在嘉南平原以北稱為「崑腔」，在婚喪喜慶等禮俗中演奏，當時社團林立，若據田野訪查的資料，則「鳳儀社樂局」更早在1716年前後即已成立[6]。
　

　　至於清代隨閩粵移民來臺的北管樂，其樂種體系含括了牌子、絃譜、細曲及戲曲，前二者屬於器樂，後二者屬於歌樂，而戲曲既可清唱也可化妝搬演，戲曲的「扮仙戲」如《天官賜福》、《富貴長春》《封相》與《卸甲》等皆為崑腔套曲，另如《秦瓊倒銅旗》與《扈家莊》戲中則有【新水令】與【醉花陰】套曲的使用。如清代臺南北管「壽山班」的崑劇演出劇目，有《金山寺》、《昭君和番》、《百花亭》、《秦瓊逃關》、《鬧天宮》、《封相》與《醉八仙》等[7]。大抵臺灣亂彈中的崑腔戲，表演較為粗獷質樸，咬字吐音不如蘇崑講究，主幹音相同，裝飾音與節奏則有變化；至於細曲，民間子弟們多稱為「崑腔」、「大小牌」，有時也寫成「幼曲」，其實主體是明清時調小曲，然因其注重咬字行腔與精微精緻的演唱處理，故已類同於崑曲清唱[8]。
　
　　日治時期十三腔與北管，仍在臺灣人民的生活之中佔有一席之地。故如《臺灣日日新報》在介紹「臺灣音樂」的樂種、樂器與曲調時，也述及這些樂種中有「稱為崑腔、西皮、二簧梆子調之曲目」，並推測「這些音樂乃是漸次流傳至臺灣」（1923.06.11第五版）[9]；而從十九世紀初開始在臺興起的唱片市場，到了二○年代時已有超過二十家的唱片公司，發行數量不等的各種臺灣戲曲或音樂唱片。其中市場佔有率不小的「利家唱片」，錄製了不少北管牌子、西皮、福路與什類的唱片，其中便有如北管子弟小旦陳獻與老生許嘉鼎所錄製的「北管崑腔小牌」《迫休》上、下集（黑リ－ガルT297-A、T297—B，1935.12）；許嘉鼎與利家音樂團合錄「崑腔和譜」《上小樓》（黑リ－ガルT307-B，1936.1），以及《富貴長春》等曲目[10]。而日治後期的「臺北同志音樂會」更聘任了「檢番曲師林成金，崑曲徐金水，臺灣古曲陳印，西洋變樂黃章賜珠氏，教授崑曲，京腔，臺灣古曲亂彈，及西洋變樂」（《臺灣日日新報，1936.08.15》）等人，來教授會員臺灣傳統音樂與西洋音樂。
　　
　
二、臺灣子弟與大陸戲班的登臺奏技
　
　　除了在樂種中可以發現崑腔的涵化跡痕外，其實在日治時期由臺南地區舊文人所組織的「南社」偕同「春鶯吟社」社員所創辦的《三六九小報．史遺．舊春行事》專題中，已然述及清代在臺南府城，每到上元節前後，官衙要開春宴請春酒舉行團拜時，「文武各官會讌於公所，常在考棚公宴，召伶人登臺演劇。當時菊部，在同光間則有舊雙福、新雙福兩班，最為當行出色」（1932.02.19）。當時劇團中名角雲集，都是「咸同年間」由在地豪紳自「上海」聘名師教習的，其中如本是官家子弟的「天麟旦」，因好度曲後遂入菊部登臺奏技，其飾演花旦如小家碧玉般可人「且善崑劇」（1932.02.23 ）；至於「阿顯旦」身材雖稍為頎長，但藝術皆佳妙「崑劇亦其擅長」（1932.02.26）[11]；由此可見，在同治與光緒年間（1862-1875-）的臺灣戲班中，已不乏擅長崑劇演出的伶人，只可惜未見到演出及劇目的相關報導。
　
　　此外，日治時期不少大陸戲班來臺從事商業劇場的演出，向以真刀真槍的火爆武戲、曲折離奇的連臺本戲、奇幻炫目的機關變景與反映時代的現代時劇等著稱的「上海京班」，更是深受臺灣觀眾的喜愛，據統計前後來臺的上海京班多達五十個上下[12]。從報刊報導中不難窺見，演出劇目中也不乏崑劇或崑腔的參雜，如上海「醒鐘安京班」的頭牌崔金花[13]，年輕貌美，才藝雙全，以《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嫦娥奔月》與《貴妃醉酒》等梅派戲著稱，還常隨票贈送其戲裝照片以廣為宣傳。但其演出＜思凡＞時卻草率急促，彷彿有大事在身，故評者花了甚多篇幅，詳細地說明了＜思凡＞的曲文，並指出「蓋《思凡》則俗所謂《尼姑下山》，崑戲中最難唱之劇也。無麗服之可助，無配角之可觀。所賴者清詞麗句，若能以纏綿委婉譜之，雖蠹□笨客，婦女兒童，無不傾耳靜聽者也」（《臺南新報．叢談．菊部月旦》，1922.03.20），由此亦見出臺灣民眾對於崑劇唱作藝術的欣賞品味。
　
　　而又如1928年在臺北大稻埕的「永樂座」演出的上海「慶興班」，所排演的連臺本戲也是「皮簧崑曲」（《臺灣日日新報》1928.02.03）皆有之；另如1924年在臺北新舞臺，由上海「聯合京班」演出的《普陀山南海觀音收十八羅漢》新戲中，飾演善才者「雖曰髫齡，然手足便捷。唱以崑調，導之以笛。而吹笛者，又似能手，故能於百鬧中，別開靜境。使人耳目一清也」（《臺灣日日新報》1924.02.22）；又其後新排的《貍貓換太子》「北番王一幕，武生胡少鵬扮北番王突利可汗，操演特別操法，帶唱崑調」（《臺灣日日新報》1924.03.11），也特別安排崑調的演唱以新耳目。
　
　　崑曲雖因典雅精緻而深為文人雅士所喜好，但在中國的戲曲發展史頁上，或在歲時祭儀的慶典中，或在生命禮儀的關口時，或在閒暇自娛的組織中，或在伶優藝人的班社裡等，仍有過與人們生活緊密結合的「常民文化景觀」。然而在臺灣可能由於劇種紛立、原鄉情感、語言因素與表演特質等緣故，是以從有清一代到日治時期，並未能夠完全蛻變為民眾的集體記憶，而是以音樂或戲曲的樣式，或「原型展示」或「涵融結合」於臺灣的傳統音樂與戲曲劇種中。所以在歲時禮儀與宗教祭典時，在官衙宴席與商業劇場中，經由唱片的錄製、電臺的放送、子弟的演練、戲班的經營等傳播渠道，都可窺見崑曲逐漸以「本土化」的步伐，奠基涵化於在臺灣的常民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