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出版 從古美開始

Pre-reading: Li Hou-chu as an Artist and Emperor

引自陳葆真，《李後主和他的時代》「藝術帝王李後主」
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亡國之君能像李後主（937-978）那般，受到他當代臣民的諒解和後代史家的同情。他們都肯定他是秉性寬厚仁主。南唐不幸而亡國，實屬天命，罪不在他。因為當時北方的趙匡胤（927-976）和趙光義（939-997）兄弟，志在統一天下。強盛的宋軍所向披靡，先後滅了後蜀（934-65）和南漢（917-971），而後兵鋒南指，直逼金陵。久戰之後的南唐（937-975），已經兵孱財蹙，無力抗拒。[1]加上鄰國吳越（907-978）的夾擊，使得南唐在腹背受敵之下急速覆亡。

 

　
　
有鑑於此，所以後來入宋（960-1279）的南唐舊臣徐鉉（917-992）在為後主所作的墓誌銘中，雖然對後主稍有微言，說他「果於自信，怠於周防」，以至於「西鄰起釁，南箕構禍…」引起兵災；但是，南唐之亡，終究是「歷運知所推，古今之一貫」，是當時情況下，無可避免的定數。[2]如此鮮明而公正的評述，竟而可以得到宋太宗（976-997在位）的默許，可知這種客觀的事實，縱然是作為敵方的新統治者也不得不予以承認。
　
至於後代的史家和文人學者，對於後主在政治上的失敗，則不忍苛責，反而充滿同情。其中尤以元代的楊維楨（1296-1370）和明代的陳霆（1502進士）兩人的態度最為熱切。楊維楨甚至肯定了南唐承續大唐（618-907）血胤，是比北宋（960-1127）更早繼承中原政權的正統皇朝。他並批評北宋寧可自認是接收後周（951-960）和北漢（951-979）的合法政權，也不肯在滅南唐（975）之後，聲稱自己是大唐政權的正統繼承者，關於這點他感到不解。他在〈正統辨〉中說：
　
議者謂北漢四主遠謙郭周，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宋）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茍以五代之統論，則南唐先主常（嘗）立大唐宗廟，自稱憲宗五代孫。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3]
　
明代陳霆在他的《唐餘紀傳》中則更明確地說：
　
……宋雖繼周，然正統之紹，在李唐之全，而不在郭周之閏。江南之唐，則長安之餘也。（宋）紹其統而殄奇世，視般周存杞宋，霄壤懸矣！……[4]
　
陳霆更進一步批評歐陽修（1007-1072）在《新五代史》中把五代列為正統，而以南唐為僭偽；這等於是像三國時「帝魏而寇蜀者」一般，十分不當。因此，他尊南唐為正統，輯三主之事「概稱〈本紀〉」，並蒐集南唐之事而作《唐餘紀傳》。[5]楊維楨（1296-1370）和陳霆的這種看法，影響了明（1368-1644）、清（1644-1911）之際的史家如吳非、李清（1591-1673）、和丘鍾仁等人。他們都認為南唐才是承繼大唐的正統皇朝。[6]這種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評論，反映出這些史家具有人性化的史觀。
　
他們對後主的態度之所以如此寬容，主要是他們欣賞後主優秀的人品，心儀於他出眾的才情，更憐惜他在時運不濟、無可奈何之下所遭受到的悲慘際遇。後主秉性仁厚，為儒生、為仁主、為才情兼備的文人和藝術家。然而，處在那種無可如何的狀況下，委屈忍辱十多年，卻仍不免國破家亡的噩運。最後，終於遭慘酖毒，而以英年謝世。[7]這種忍辱負重、力求向善，而卻仍不免困頓、災害的命運，正是古來多少才學兼備但卻生不逢時的文人和士大夫的遭遇！特別是那些經歷改朝換代、尤其是異族統治之下的文人和士大夫，更有這種深刻的體會。這正是為何上述的元代（1260-1368）和明末清初的史家會那般同情南唐的原因。
　
由於這些類似的經驗和深刻的體會，使得後代的史家和文人學者對於後主那樣的秉賦與遭遇，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想像的了解和深刻的認同感。於是乎，再下筆評述後主時，便自然而然地情汎乎辭了。其中尤以清末明初的國學大師王國維（1877-1927），對後主在詞學方面的成就評語最見深切。他說後主的詞「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8]這樣的評語本身太過簡約深沉，以致令人乍看之下無法理解。因此陸侃如（1903-1978）認為「這句話似乎有點取喻不倫。但我們若將『擔負人類罪惡』解釋為道盡士大夫們共同的悲哀，則王說實為最深的批評」。[9]
　
其實後主的詞之所以感人，不僅只是像王國維或陸侃如等學者所說的那樣：「道盡士大夫們共同的悲哀」而已。個人以為，後主詞之所以感人，主要是他經由自身從極度繁華到極度悲慘的遭遇中，深刻地體會並明白地揭示出人生際遇的變化無常，以及生命痛苦的本質。他那種身不由己，無法掌握命運的感概，引發了人們對於生命、和存在一種無可如何的悲愴感，因而產生深沉的共鳴。這是為何後主詞千年以來能夠深入人心的原因之所在。
　
歷來學者對於後主的研究著作很多，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評介後主在政治上的措施和遭遇，如宋初到清代有關南唐史的著作，至少三十多種。[10]第二類則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論述後主的詞。正如王國維所說的：「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概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11]後主的詞在中國詞的發展史上獨樹一格，而且影響深遠，因此吸引了古今許多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專注的興趣，有關著作不勝枚舉。[12]
　
本文將另從美術史的觀點來看李後主。後主本人擅書、解音律、精棋奕。他不但長於創作，而且兼擅理論，更富於收藏。南唐亡國之後，皇室的書、畫、圖籍、和珍玩，多半直接沒入北宋內府收藏，部分則流入民間及士大夫手中。南唐的畫院畫家有的被收編到北宋的翰林圖畫院。後主的美術品味在當時不但主導了南唐朝野，後來也深深地影響到北宋皇室和士大夫的審美觀。因此，作為一個藝術家和收藏者，後主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既然藝術家無法脫離他所處時代的影響，因此，要了解後主，也必然得了解他的個性，以及他的時代。後主既為一國之君，因此他的處境與遭遇自不免和政治相關連。基於這些因素，本文雖然旨在討論後主的美術活動，但不免會涉及南唐的政治。因此，以下本文將從較廣的文化背景中來研究作為藝術家的李後主，以及在他影響之下的南唐畫壇，至於所涵蓋的議題則包括以下的四個單元：一、後主的個性與時代背景；二、後主的學養與人文教育；三、後主的藝術活動；四、南唐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