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南畫北渡》序

  

書畫鑒藏,是高雅的文化生活,也是雄厚的文化象徵。在古代,它是一種雅人高致,在現代,它又成為兩岸三地的當下時尚,影響所及,甚至遍于全球華人文化圈中。書畫鑒藏,包括相互聯繫的兩個方面:一是藏,即對書畫作品的收藏與保護;二是鑒,是對書畫作品的鑒定與鑒賞。鑒定在於判明作品的時代與真偽,鑒賞在於區分作品的優劣與高下。一般而言,鑒是藏的前提,只有具備了「真鑒」的眼光,才能分享藝術創作的愉悅並能承擔起典藏書畫、守護精神文化的職責。

 
 
  
中國的書法和繪畫,遠在西元四世紀,就擺脫了附禮教而行的從屬地位,獲得了獨立的觀賞價值,成為收藏玩賞的對象。收藏者既用以作為「玄賞」、「暢神」的寶筏,在審美觀照中感悟其歷史文化內涵,與古人對話,與自然應答,實現「神超理得」後的精神逍遙;又以之顯示對文化財富和文化品味的擁有,樹立引人矚目的文化形象。茲後,皇家總一法書(具有楷模意味的書法)、名畫為「國之重寶」,體現其傳承中華文化的合法身份,不因改朝換代而廢置。私人亦以書畫為「無味之珍」,競相搜求,滿足文化欲求,而且官私收藏均以跋尾署和收藏印記標誌自己的擁有。收藏家的隊伍亦在歷史進程中壯大,由士族顯宦擴大到庶族文人,進而波及到富商巨賈。
 
由於書畫作品歷經水火刀兵,不斷減少,倖存下來的為數有限,但收藏需要卻與日俱增,於是,下真跡一等的古摹本便成了收藏物件,甚至被誤認為原作,牟利者和欺世盜名者生產的各種各樣的偽作也魚目混珠地進入了收藏界,這一現象又從反面推動了鑒定的講求。隨之在收藏家中出現了兩類人,一類是「好事者」,本人未必真正喜愛書畫,亦缺乏鑒定鑒賞能力,但雄於資財,追隨時尚,附庸風雅,不免假耳目於人,以樹立文化形象,雖自我感覺良好,實屬上當受騙角色。另一類是「賞鑒家」,他們酷愛書畫,具備豐富的書畫史和文化史之知識,甚至因能書畫,在把握書畫的時代風格和個性上深有心得,也肯於查閱資料進行考證,更懂得裝裱、修復和作偽手段,故擁有較強的鑒定鑒賞能力。
 
像書畫家一樣,這些收藏家、賞鑒家和好事者,還有投合收藏者需要的作偽者都參與了藝術史的創造。由於中國是一個歷史文化從未中斷的國家,文學藝術的發展也往往推陳出新(以繼承求創新),直接擁有視覺文化資源的鑒藏家,他們的收藏理念、鑒賞取向、品評標準和審美好尚,乃至他們據作品梳理出的藝術源流,都強有力地影響書畫創作。明代中後期,江南人家以有無倪雲林的作品為雅俗,清初對倪氏作品的需要劇增,收藏便專向了淵源于倪氏畫法的弘仁作品,恰恰說明了這個問題。
 
藝術的發展,從來不是孤立於社會之外的文化現象,一件件作品產生之後,就會以各種形式訴諸受眾,進而被收藏玩賞,考證品評。不僅與同時代人交流,而且與異代人對話,這些與原作一同流傳下的題跋,記載了鑒藏歷史與題跋內容的著述,更成了聯繫著視覺圖像的文化積澱。對書畫藝術史的記載與研究,自然也不該僅僅著眼于作者與作品。古人寫作書畫藝術史,從來不曾只局限于作者的生平與作品的創作,對作品完成後的收藏、賞鑒、品評、養護、流通、市價與偽作同樣給予高度的重視。完成於九世紀的中國第一部畫史《歷代名畫記》,不但包含畫學理論、歷史沿革和畫家評傳等部分,而且特闢專門章節討論繪畫的鑒藏、保養與市場價格,這些章節是:〈論鑒識收藏閱玩〉、〈論裝褙裱軸〉、〈敘自古跋尾押署〉、〈敘自古公私印記〉和〈論名價品第〉。實際上已奠定了含有理論、源流、傳記和鑒藏在內的書畫藝術史寫作體系,形成了史論結合創作與鑒藏並重的獨特傳統。
 
書畫作為一種視覺藝術,它的創作從來聯繫著前代作品提供的視覺資源,對於書畫家而言,對作品資源的享有和藝術血脈的傳承,有賴於鑒藏的選擇、保存和引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鑒藏家的取向或準則,對藝術家的影響往往超過泛泛的理論。傳統越是受到重視,創作也就越加乞靈於鑒藏。以復古為更新的文人書畫成為中國藝術發展的主流之後,缺乏高瞻遠矚的藝術史家,不能系統洞察主導鑒藏的理論變異,便走上了重史輕論的治學道路,在書畫史的記述與寫作中削弱了理論,甚至變成了書畫家傳、書畫著錄與書畫題跋。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朝野鑒藏風氣大盛對後期古代藝術史寫作的深厚影響。
 
二十世紀以來,洶湧的西學東漸和中國社會的變革,使一部分有社會責任感的藝術史家強化了經世致用的意識,重視「通古今之變」的美術通史寫作,以圖用社會科學理論闡釋歷史,尋找藝術前進方向。也使另一部分藝術史家效仿西方,以本體研究的內向觀角度,從風格入手進行個案研究,探討藝術家獨特創造的因由。只有少數博物館界的學者,從鑒定或鑒藏的角度研究了官私鑒藏。直至世紀之交,隨著國際交流的展開和各種他律性研究的外向觀方法的傳播,從贊助人的角度切入鑒藏家的研究,才引起了更多的注意,也在個案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果。近年在一些鑒定著作中也略涉及了歷代書畫鑒藏,但至今尚無書畫鑒藏史的著作問世。
 
隨著個案研究的推進,從事公私鑒藏的學者發現,來自老師言傳身教的知識與經驗,寫入當代鑒定學著作的知識與方法,大多來自古代鑒藏家的著述,要想系統總結鑒定學的歷史經驗,瞭解這一專門學識的形成發展過程,溯其源流,明其得失,建立現代的書畫鑒定學,就必須研究書畫鑒藏史。古代贊助人方法的研究,提示了從出資人要求觀看創作取向的思路,但由於文化傳統與畫家身份的差異,中國的收藏家與書畫家創作者的關係遠比西方間接而又複雜,要弄清這種間接而複雜的關係,進而深化藝術史的研究,寫出涵括創作與鑒藏的完整的藝術史,也必須系統研究書畫鑒藏史。
 
展開書畫鑒藏史的研究,自然得要研究鑒藏家,研究鑒藏家收藏過眼的作品,研究反映鑒藏家認識的著述,以便弄清書畫鑒藏的淵源流變,進而闡釋導致鑒藏之變的原因,其中包括收藏理念的變化,鑒藏品賞標準的變化,鑒定知識的積累,鑒定方法與經驗的豐富。在鑒藏史的研究中,既要從事實抽引結論,又要做到綱舉目張,尤其要著力于推動鑒藏發展、演變的矛盾運動,特別是好事者與賞鑒家的矛盾,鑒真與作偽的鬥爭,鑒藏與市場的關係,鑒藏與創作的關係,書畫家心目中傳統與鑒藏家的關係,當然也有藏品的聚與散、存與毀的關係。
 
劉金庫君長期工作在遼寧省博物館,始而研究書畫家,進而涉獵鑒藏史。他能廣泛吸收國內外相關成果,認真讀畫讀書,從許多前人尚未研究的鑒藏家個案入手,清理其鑒藏的承變與得失,在考據學、知識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和當代文化研究等方法的影響下,從鑒定知識的形成與發展出發,注意重要作品的流傳聚散、鑒定中心的興衰轉移,著力梳理明清重要鑒藏家的收藏鑒定著述,追溯古代鑒藏知識與鑒藏著述體系的形成,並圍繞著明清之際「南畫北渡」這一鑒藏中心轉移的現象,且在攻讀博士研究生初期即完成了這一著作,書中揭示了不少歷史聯繫,也發前人所未發,他勤勉治學的精神是十分可喜的。雖然這一研究成果與書畫鑒藏史研究的理想境界還有距離,但畢竟是一部內容充實,言之有物的蓽路藍縷之作,相信對於書畫鑒藏史學的建設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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