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邁世之風》自序 
 
在使用或曾經使用過漢字的東亞國家,王羲之這個名字幾乎無人不曉。自有漢字以來,我們的祖先就注意漢字書寫的美觀,並將其發揚成抒發人的內心情懷、展現個人氣質風度的一門獨特的東方藝術。這是祖先偉大智慧的體現,也是他們對世界文化作出的獨特貢獻。被人們奉為「書聖」的王羲之,就是中國書法藝術的集大成者,以其瀟灑秀逸的書法藝術獨步古今,其成就可謂空前絕後,世世代代備受人們尊崇。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位書家的地位和影響能夠與王羲之相提併論。他不但永遠是人們的崇拜對象,更是歷代書學家、書法家的永恆的重要話題。

 

  
與此同時還存在著一個弔詭的現象:王羲之書法真蹟早已悉數亡佚,留下來的只有臨摹本及刻本,今日人們已經無法觀賞到這位書聖的真筆墨蹟,但這卻絲毫沒有影響王羲之在人們心目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不僅如此,就連這位書聖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人們也所知甚少。甚至就連他的生卒年也諸說紛紜,至今也尚無定論,只能大致推定他是活躍於東晉穆帝時代前後,即西曆四世紀中葉時期的人物。他出身於當時最為顯赫的簪纓名門琅邪王氏,從父王導是東晉王朝的建國元勛,官至丞相。本人是有名的「王氏三少」之一,青年時代出仕,一生中擔任過不少官職,會稽內史是其所任的最後官職。因他在會稽任上帶有右軍將軍的軍,故世稱「王右軍」。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辭官,隱居會稽郡境內,優遊於浙東山水之間。去世後被認為葬於會稽之剡縣(今浙江嵊州市)。
 
即使到了近代,有關王羲之的學術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大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以往的王羲之研究,多偏重於其書法藝術以及法帖資料等領域,很少將王羲之作為一位歷史人物置於中國文化史中加以考察。比如傳世文獻中有關王羲之的資料整理與研究等基礎工作,相對來說就比較薄弱。有關王羲之生平事跡、思想人格、生活狀況及其有關的傳記資料方面的研究可謂夥矣,但多屬局部性的探討,很少在在總體的文化視野上作全面考察。
 
二、現今出版的有關王羲之專題的著作,專業性的研究考論較少,文學傳記性質的普及性讀物較多。作者中儘管不乏王學專家,但這些普及讀物為講求通俗易懂與故事性,未能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
 
對於一個不世出的偉大藝術家,後人所知竟然如此之少,與對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形成了鮮明對照,很難想像類似的事會發生在哪個西洋大藝術家身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它產生的機制到底是什麽?
 
竊以為,這現象的發生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
 
從主觀原因來看,王羲之在後人心目中已經由一位傑出的書法家昇華為一尊書法偶像,成為中國書法藝術和書法文化精神的象徵。對於素有尊崇古老傳統文化習慣的東方民族來說,這一象徵的存在也許是必不可缺的,是民族文化心理上的需要。因此,王羲之書法真蹟是否存在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王羲之」這個名字所具有的文化內涵。
 
也許出於無神論民族需要用聖人代替上帝的原故吧,儒家文化中確實存在著濃重的「聖化情結」。中國古代,人們對於在某一領域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偉大人物,往往喜歡敬之為「聖人」。比如字聖倉頡、酒聖杜康、文聖孔子、亞聖孟子、茶聖陸羽、詩聖杜甫以及畫聖吳道子等,不遑枚舉。晉人葛洪(283年-363)曾對這種封「聖」風氣作過如下議論:
 
世人以人所尤長,眾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棋聖,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均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抱朴子內篇》卷十二「辯問」
 
據此可知,在葛洪及其以前的時代,還出現過許多曾稱名一時的大小聖人。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甚麼偉大的人物,一旦被追封為聖人而被後世歌頌贊美,其人的真實也就逐漸隱晦乃至消失,而代之以另一幅神聖的面孔進入人們的記憶,接受崇拜者的禮贊。不但如此,在被傳頌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逸事傳說也被附會到其人身上,加速其神聖化。於是後世所知的那位歷史人物就不只是「眾所不及者,便謂之聖」之能人,而是假眾人之手再造出來的脫盡凡身的神聖。自王羲之首次被唐太宗李世民備加推崇以來,經歷代文人墨客蜂擁禮贊,自然要最終完成這「崇拜導致模糊、淡忘以及再生」的「造聖」過程,最終淪為一個抽象的文化符號與象徵,至於他本人作為真實的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如何,反倒不是大眾關心的事了。
 
從客觀原因來看,要還原書聖的本來面目也面臨著文獻學研究的困難,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代流傳的一些王羲之逸事軼聞,真偽混雜,其可信度難以辨別檢證,不容易把握。
 
二、傳世的有關王羲之的文獻資料本來就不多,而且散見於各種文獻之中(包括一般人很少接觸到的書跡法帖資料)。將其一一匯集整理,並作文獻學上細緻詳密的考證,是研究上不可缺少的基礎作業。但是,個人囿於研究條件,往往難以勝任這一項繁難的工作。
 
三、王羲之的個人書簡文字即傳世的尺牘法帖,是研究王羲之極其重要而珍貴的資料。對於這些傳世的尺牘法帖,也存在著逐一鑒別考訂其真偽的艱巨任務。此外,晉人尺牘用語有其相當的獨特性,正確解讀法帖文本比較困難。
 
由於上述客觀困難的存在,從研究歷史人物的角度來看,就明顯感覺到文獻資料不足,研究成果自然可想而知。例如常見的一些王羲之傳記,十之八九是將王羲之的逸事傳說當作史實來敘述的,至於其文獻之真偽甄別等問題,幾乎根本不予涉及,似乎早已經解決。這其實反映了研究者面臨的無奈:文獻奇缺,不得不對文獻中那些逸事傳說,抱著姑妄信之、姑妄用之的僥倖態度。
 
那麼真實的王羲之究竟是甚麼樣的呢?能否還書聖以本來面目?嘗試解答這些問題,就是撰寫本著的目的之一。在此過程中,筆者力圖排除先入為主的聖人崇拜心理,在充分參考借鑒先行研究基礎上,盡可能對所有王羲之的相關研究資料做全面整理,確認其資料價值,在此基礎上展開各項具體問題的探討。在考論過程中,也盡可能地重新發掘、整理和有效利用有限的研究資料。對於迄今少有人論及和留意的一些問題,也作了相應的論述考證,提出一己考察心得,供大家參考指正。其目的是去偽存真,將王羲之作為真實的歷史人物,置於文化史中加以考察和研究。竊以為,只有這樣才更能凸顯出這位偉大的藝術家的價值和意義。
 
此外,筆者還對王羲之研究範圍做了進一步擴展,盡可能拓寬相關問題的涉及面,並充分留意歷史上各種因素可能對王羲之其人物、思想、生活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盡最大可能還原出一個基本符合歷史本來面目的王羲之來。至於書中涉及到的一些尚有爭議的問題,筆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時,也盡己所知介紹了學術界有關研究進展,尚待研究解決具體問題與課題,以及今後的研究方向、資訊等等,以利於斯學今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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