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我便很自然地想起了孝博汪宗衍先生,想起一九八二年在香港相晤時留給我的深刻印象,想起十六年中給我積已盈尺的信劄中的熱情鼓勵和諄諄誘導,更想起在疑年問題的共同探索中給我一次又一次的啟迪。但轉念之間,我又猛然想起先生撒手人間,忽忽已近一年了。當我重新取出贈給我的《疑年偶錄》,翻開扉頁看見他的親筆簽名時,我不禁淒然久之,恍惚看到他在晴窗之下或燈影之中,伏案翻書和執筆撰文的情景。我意識到這冊《疑年偶錄》決不是一般著作,而是先生費盡心血的科學研究成果。全書共著錄「自三國、晉以迄時流,得一千七百餘人」的生卒,大都是經過縝密考證所得的結果。特別是卷四,著錄了「時流」,即當代名人的生卒,共計三百八十五人,稱得上創舉,其所為必將傳播千秋,嘉惠後學。由此我更認識到,疑年的探究作為歷史科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時至今日已足以形成一門科學,即疑年學。

 

 
 
在我國,疑年的探究由來已久,但直到乾隆以後才有較大的發展。從嘉慶中錢大昕《疑年錄》的問世到一九二五年張惟驤《疑年錄匯編》的刊行,一百多年中,增補至六續,著錄從錢錄的三百六十六人到匯編的三千九百二十八人,增長了約十一倍。這為疑年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九年,陳垣寫成《釋氏疑年錄》十二卷,著錄自晉至清初的僧侶生卒,得兩千八百人。這是一部以佛門為範圍的考證精嚴、組織縝密的重要著作,在內容和方法上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可以做一個比喻,如果疑年學是一座大廈,陳垣先生無疑為之豎起了一根頂天立地的大柱。
 
於是我又很自然地想起了先生與陳援老在學術上超乎尋常的交誼。從一九三三到一九六九年的三十七年中,他們往來通信共有兩百三十多通,其中先生致陳援老的信至少有一百三十二通。這些信劄的內容大多是屬於學術交流,不少涉及有關疑年的問題。例如,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的通訊中,多次談到柯九思生卒的疑案。先生於一九六一年寫了《柯九思疑年及其偽畫》,以有力的證據考出柯九思的正確生年和卒年,澄清了沿用已久的謬誤說法。一九七二年,先生在所藏「援老手簡」中選出三十二通,影印為《陳援庵先生論學手簡》,《後記》中敘述二人的學術交往,拳拳情意,感人至深。一九八○年值「援老百齡誕辰」,先生撰《〈釋氏疑年錄〉校補》一文以為紀念,大都據確證以增補訂正,可與原書並傳千古。正如先生讀援老書「喜其考證精嚴,組織縝密,辭約而意賅,非具深邃學養,無由創此獨特之風格」,我讀先生書也有此同感。實際上,先生生平為學有嚴謹的科學態度,有縝密的科學方法,又能窮年累月,孜孜以求,故能掌握豐富的資料,洞悉學術的源流,而以此從事疑年領域的科學研究工作,便能取得獨創且豐碩的成果。先生在疑年領域裡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堪與援老比肩。
 
人生只有一生一死。生於何年?卒於何年?答案只能有一。這種歷史事實原很簡單。但當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卒成為懸案或茫無所知的時候,什麼是符合歷史的答案,如何才能獲得符合歷史事實的答案,問題有時就較為複雜,解決起來也不容易。因此,疑年的探究仍面臨著不少問題,更需要做很多工作。筆者對此也很感興趣,平時注意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做點考證工作。十多年來,得到孝博先生的教益很多,從而略知他的治學門徑,極願沿著他開拓的道路往前進,於是便立下《藝苑疑年叢談》這一開放性的題目,在書畫家的範圍內,只要偶有所得,年代不分先後,內容不論多少,便將以人名為條目,一個一個寫下去。十分遺憾的是,再也不能以此求教於先生之前了。
 
就以此作為這組文章的前言吧!
 
汪世清
1999
10

創作者介紹

石頭出版社

Rocks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