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我便很自然地想起了孝博汪宗衍先生,想起一九八二年在香港相晤時留給我的深刻印象,想起十六年中給我積已盈尺的信劄中的熱情鼓勵和諄諄誘導,更想起在疑年問題的共同探索中給我一次又一次的啟迪。但轉念之間,我又猛然想起先生撒手人間,忽忽已近一年了。當我重新取出贈給我的《疑年偶錄》,翻開扉頁看見他的親筆簽名時,我不禁淒然久之,恍惚看到他在晴窗之下或燈影之中,伏案翻書和執筆撰文的情景。我意識到這冊《疑年偶錄》決不是一般著作,而是先生費盡心血的科學研究成果。全書共著錄「自三國、晉以迄時流,得一千七百餘人」的生卒,大都是經過縝密考證所得的結果。特別是卷四,著錄了「時流」,即當代名人的生卒,共計三百八十五人,稱得上創舉,其所為必將傳播千秋,嘉惠後學。由此我更認識到,疑年的探究作為歷史科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時至今日已足以形成一門科學,即疑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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